地图战报是“文革”时期特殊的产物。刊名采用文革时流行的毛泽东手书体印刷地图出版社革委会领导下的地图战报编辑组出版发行。它以图为主，文字说明为辅红黑二色双面印刷，大不过盈尺，却时代特征明显，“文革”味浓厚尤以代表最革命、最忠、最红的红色地名最为突出。通过它可以窥见岁月的风云变幻，洞悉横扫一切的年代中所汇成的那些似曾相识的历史奇闻。
“文革”初期,破“四旧”立“四新”的浪潮风起云涌,一切封资修的东西都在打倒砸烂之列,沿用多年约定俗成的地名由于界线不清也必然成为革命的对象。革命圣地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象征,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好素材,因而也成为道路更名的首选词汇。崇外大街易名南昌路,宣武门内大街是遵义路,府右街因东临中南海叫做韶山路,西单北大街、老西四南大街合称延安路,而东单北大街与东四南大街合二为一改叫瑞金路,虎坊路改为古田路。工农兵、人民等词是“文革”时使用频繁的词汇。地安门东、西大街分别叫做工农兵东大街、工农兵西大街。带有封建色彩的王府井大街和王府大街则叫人民路,复兴路也因词义中性改称解放军路。
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三面红旗”在“文革”中被取出分别插在了市区的主要道路上。德胜门大街叫人民公社路,地安门内、外大街统称总路线路,安定门大街及交道口南大街也“走”上了大跃进路。大寨是“文革”中树立的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今天的东三环北路当年曾荣幸地改叫大寨路。而以西什库教堂闻名的西什库大街则更名为集体化街。
打倒“帝修反”是“文革”中极为响亮的口号。为了表达中国人民与“帝修反”坚决战斗到底的决心,昔日西方各国政客外交官员出没的场所——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被分别挂上了反帝路和反帝西路的标牌。着实令美帝反动派胆战心惊了一回。东直门北小街附近有一条名为东扬威路的街道,与原苏联大使馆仅一步之遥,由于同中苏关系降至冰点改叫反修路。赵登禹、佟麟阁、张自忠是原国民党爱国将领,以抵御外侮、抗击日本侵略者名扬海内,人们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了三条大街,因沾了老蒋的“光”,改名是首当其冲。赵登禹路改叫中华路,佟麟阁路叫做四新路,张自忠路叫工农兵东大街。
“文革”中人们的盲目崇拜达到了顶峰。现有的词汇不足以表达对领袖的热爱和忠心,就别出心裁地创出了许多特殊的专用词汇,并广泛地用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景山西街和景山后街西段叫育红路,景山东街及后街东段叫代代红路,百万庄路东段叫宇宙红路,珠市口西大街、骡马市大街名叫红卫东路和红卫路,美术馆东街及大佛寺西大街称为首创路。有些道路的易名意义极其特殊,如牛街北口往南经樱桃园至右内大街因是回族聚居地改叫民族团结路,天安门东侧的南北池子大街易名葵花向阳路,像庆丰、继红、永革等带有象征红色意义的地名在地图战报上随处可见。
不仅道路如此,,一些大型的园林建筑场馆的名称也参加了“革命”。颐和园叫首都人民公园,景山公园叫红卫兵公园,北海公园和日坛公园改名为工农兵公园和向阳公园,陶然亭公园成为劳动人民公园,工农兵体育场指的是先农坛体育场。文字说明部分也极其引人注目一段名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简介中写道“......1967年4月20日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了……”战报的注①中还特别注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革革命联合接待室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如果说红色地名的变更表现了人们的激进和狂热,那么上述文字则说明那场运动使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完全陷入了无序之中。
形形色色的红色地名有几十条之多,归列于战报的一角,详细标注着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那些没有标注的更改后的厂名店名何止千百。然而人类社会是不断前进的,人为颠倒的历史必将恢复其本来的面目。喧嚣一时的红色地名随着“文革”的结束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当年流行于京城的红色地名今天渐被淡忘,地图战报上的红色地名如今成了“文革”风云的历史见证,留在人们心中的是沉重的告诫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