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如今是闻名的新能源之都,即将高质量迈入万亿之城。但社会上经常有人将常州与常熟相混淆,原因何在呢?其实,常州与常熟及所辖南沙还真有一段历史渊源。
6000多年前,已经有人类在常州这片沃土上繁衍生息。西周后期建成世界上唯一“三城三河”独特形制的淹城。公元前547年,吴王余祭封弟弟季札在延陵,常州历史始有正史记载,延陵地域广阔,包括今武进、江阴、金坛、丹阳乃至丹徒的部分地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今常州设置延陵县,后来出现毗陵、晋陵、武进、长春、阳湖等10余个名称。传说常州古有龙气,南朝齐梁两朝出了10多位皇帝,故称“龙城”,成为人杰地灵、崇文重教、人文荟萃之地。龚自珍因此在《常州高才篇·送丁若士》中掷笔歌常州“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
常熟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古称琴川、南沙、海虞等。据常熟境内1988年发掘最古的钱底巷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文物证实,早在5000多年前常熟就有人类聚居繁衍。夏商时期,常熟属古扬州,吴国成立后常熟居其北境。西汉景帝前元时期(前156~前150),常熟地域首设虞乡的行政建置。东汉永建四年(129),增设南沙乡,并置司盐都尉署,开常熟地域吏治先河。三国时期,虞乡、南沙乡同属东吴的吴郡吴县。西晋太康四年(283),分吴县的虞乡立吴郡海虞县。东晋咸康七年(341),南沙乡升为南沙县。南齐永泰元年(498),海虞县北境设海阳县,隶于晋陵郡。梁大同六年(540),以南沙之地置常熟县,在县治建南沙城(即今福山),为常熟县名之始。
据《隋书·地理志》对“毗陵郡”的记载,常州最早得名于隋开皇九年(589),当年杨坚平定南朝陈国,原属于陈的南东海郡、晋陵郡、兴义郡和吴郡统归隋国版图。隋平定陈国以后,原晋陵郡被撤销,设置常州,统辖4个县、17599户,由常熟境内移至晋陵县。大业初年重新设郡,唐武德三年(620),唐复设毗陵郡为常州。
与此相关的是《隋书·地理志》对“常熟县”的记载,“旧曰南沙,梁置信义郡。平陈废,并所领海阳、前京、信义、海虞、兴国、南沙入焉。有虞山。”在隋文帝开皇初年,先废信义郡,以海阳、前京、兴义、海虞、兴国、南沙六县合并设立常熟县。
中唐著名政治家、地理学家、常州刺史李栖筠之子、名相李吉甫编著中国最早的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对“常州”的记载是:“管县五:晋陵、武进、江阴、无锡、宜兴。晋陵县,望郭下。春秋延陵,汉之毗陵也,复与郡俱改为晋陵。季札所居也,墓在本县北七十里申浦之西。吴大帝改丹徒为武进,晋武帝复改武进曰丹徒,〔原书按,《晋书·地理地志》则丹徒、曲阿、武进为毗陵郡七城之三。〕别置武进县于丹阳县东五十里,梁武帝改武进为兰陵,入晋陵,垂拱二年又析晋陵西界,立武进县于州理。”隋朝废除晋陵郡后,在常熟县设置常州,同年移置常州理到晋陵县,将常熟县划归苏州管辖。
该书对“常熟县”的记载是“县南至州一百里(指苏州)。本汉吴县地,梁大同六年置常熟县,武德七年移理海盐虞城,今县是也。”常熟县原名南沙,南朝梁设置信义郡。隋平定陈后信义郡被撤销,将所辖的海阳、前京、南沙等县划归常熟县。
明卢熊著、今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陈其弟点校的明《洪武·苏州府志》卷第一《沿革》“望常熟县”条目如是记载,“在府北(苏州府)一百五里。晋太康四年,分吴县之虞乡立海虞县。原文注:陆澄〈吴地记〉云:‘本吴之虞乡,孙权置虞农都尉于此。晋太康二年,改为海隅县。以其山东临沧海故也。’梁天监六年,置信义郡。大同六年,置常熟县。隋平陈,废信义。并所领海阳、前东(京)、信义、海虞、兴国、南沙地入常熟。废南沙城,又废晋陵郡,于常熟置常州,因县为名。后割常熟入苏州,移常州理晋陵县。唐武德七年,常熟移海虞城,今县是也。”
据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的《江苏建置志》第一章“江苏建省以前省境行政建置·常熟县”条目记载,常州治所在开皇九年(589)常熟县治移至今虞山镇时,就移到晋陵县(今常州市区)了。该书在“毗陵郡”条目下记载,开皇九年,州改为常州,初治常熟县(今常熟市虞山镇西北50里,福山村铜官山下)。
国家级精品志书、方志出版社2017年1月公开出版的《常州市志(1986-2010)》亦如是记述,很快把常熟县划给苏州管辖,将常州的治所移到晋陵县。据方志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常熟市志》“行政区划”编“历史沿革”章记载的内容与上文记述基本相同,隋开皇(581-600)初,废除信义郡,以海阳、海虞、兴国等县并入常熟县,县治设在南沙城。南沙城在今海虞镇福山村西,即隋开皇九年设置常州时的治所。
经查百度地图,今海虞镇福山西铜官山下尚存南沙城城垣遗址,海虞镇人民政府2019年11月立碑为示,碑文为:东汉初,福山地方隶属吴县南沙乡。东晋咸康七年(341年)以南沙之地建南沙县。择址于今常熟市海虞镇福山西郊铜官山下,围筑南沙城。“城在山下”,为县治所在地。
梁大同六年(540年)南沙县境内因“土壤膏沃,岁无水旱”之故,更名为“常熟县”,县治仍在南沙城。唐武德七年(624年),常熟县治由南沙城移至海虞城(虞山镇),自东晋咸康七年至唐武德七年,南沙城设作县治长达283年。
南朝《宋书·州郡一》详载了南沙之地的由来和所在。“吴平后,立暨阳县割属之。晋成帝咸康七年,罢盐署,立以为南沙县”。清无锡人顾祖禹在清朝三大奇书之一《读史方舆纪要·江南六》中记载“南沙废县:县西北五十里。咸康七年,始罢盐署,立为南沙县,属晋陵郡。宋齐因之。梁置信义郡。隋平陈,废郡”。
那么铜官山究竟是哪座山呢?《洪武苏州府志》卷之二《山》对铜官山也有清晰记载,“常熟山,在县北三十七里,高一百五丈,周七里。本名铜官山,唐天宝六载易今名”。唐天宝六年(747)铜官山更名为“常熟山”,如今已恢复铜官山之名。此山东南坡有石船石刻,为隆起约2米、宽约5米的长方形巨石,状如船形,上刻常熟书法家严澍所书的七律:
闻道岩阿有石船,登临始信不虚传。
帆凭老树风前挂,缆结闲藤雨后牵。
亘古未经江面浪,至今犹宿岭头烟。
缘何不泛桃花渡,停泊山溪几百年。
南沙城遗址就在铜官山东北方约二三百米,附近尚有烽火台路、总兵府路等府县城池旧地名。据《洪武苏州府志》记载,“常熟县北四十里有福山寨”,就是说福山曾经为历朝驻兵之所。
据《江苏建置志》记载,隋开皇九年(589)移常州于晋陵县,常州驻于常熟地境仅数月。是年,常州、苏州同时设立,常熟变成苏州属县。常州治所移到晋陵(今常州),在常州的土地上传承了下来。如此这般,常州与常熟的关系就很明确了,常熟地境曾经为常州的前身晋陵郡的辖县,也曾经有几个月为常州的辖县。
那么隋朝初年杨坚为何把晋陵改称常州,为何要把晋陵郡移治到常熟、改成常州呢?据薛卫的研究,直接原因是西晋末期的侨县之争与南朝梁武帝时的侯景之乱。
一是侨县之争。西晋永嘉之乱,胡人进据中原,北方士族相继渡江南逃。东晋元帝年间,宰相王导制订侨寄法,按北方士族聚居地设侨郡侨县,保留北方原郡县名称与独立的行政机构。晋陵郡境内侨郡有南东海郡、南东莞郡、南兰陵郡,侨县有莒、东莞、姑幕、兰陵等县,是侨置郡县的重点地区。《晋书·志二十五》载“晋元帝初,割吴郡海虞县之北境为东海郡,立郯、朐、利城三县。”而吴郡仅有海虞县一县设有侨县。
刘裕灭东晋建立宋国后,开始废除侨置郡县,而晋陵郡的侨郡县未废。侨郡县的扩张对原郡县产生威胁,原郡被迫分地析县缓解矛盾。东晋咸康七年,晋陵郡分出晋陵、延陵、南沙(今属常熟)、暨阳(今属江阴)四县,其政治经济中心不断东移,实际管辖地仅有南沙、暨阳两地。而吴郡海虞县同样遭到挤压,梁天监六年在南沙设置信义郡,领海阳、前京、信义、海虞、兴国、南沙六县。被侨置地区能够分县,得益于当时长江口沙涨成陆,《晋书》与《世说新语》皆记录有这种现象,《晋书·郭璞传》“璞以母忧去职,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步许。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沙涨成陆为分县提供了客观条件,历经宋齐梁陈四朝不断移民,沙地大批被改造成良田,南沙改常熟即源于“原隰异壤,虽大水大旱,不能概之为灾,则岁得常稔”之说。
二是侯景之乱。548年发生的侯景之乱迫使三吴地区大批难民背井离乡,人口急剧减少,侯景战败时又“奔晋陵,掞入据城”,晋陵郡经数次屠城洗劫,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到陈霸先时晋陵已无力承担郡城职能,陈朝郡县数废数立,隋王朝干脆撤销晋陵郡,在常熟设置常州。《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四》云“隋平陈,省晋陵郡,于常熟县置常州。州名因县之旧字也。”
常州继承了原晋陵郡的大部分疆域,唐时常州刺史独孤及在给皇帝的谢表里称“江东之州,常州为大”,常州入围十望;北宋初常州又成为南唐与吴越国争夺地带。如今,常州通过借题发挥、无中生有、化虚为实,先后打造出春秋淹城、中华恐龙园、嬉戏谷和太湖湾、天宁寺、天目湖、茅山等旅游景区景点。通过实施“532”发展战略,打造交通中轴、创新中国轴、产业中轴等,一跃成为全国新能源之都,打造出十大产业链,成为创新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典型城市。常熟地处苏州北部,特产丰富,有雕绣、红木雕刻、桂花酒、鸭血糯、杨梅、酒酿饼等。通过改革开放后40多年的创新发展,常熟已经发展成为以沙家浜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旅游宝地,以羽绒服装为代表的产业经济强县,建设成为环境优美、产业强劲、经济发达、人民富裕的新“江南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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